男子戴头盔行凶致1死1伤，为何被认定精神病？为何结论被质疑？ 2025年7月，一起恶性伤人事件引发社会震动。一名男子头戴头盔、身穿厚衣，持菜刀行凶致1死1伤。反常的是，司法鉴定认定其作案时患"急性短暂性精神病"，无刑事责任能力。这一结论立即引发公众强烈质疑：严密的作案准备与精神失控如何并存？司法鉴定能否经得起推敲？ 反常行为与预谋争议的交锋 行凶者在大热天穿戴头盔厚衣、自带凶器的反常举动，引发了对其作案动机的深度剖析。从行为表象看，这种刻意遮蔽面容的装扮，客观上降低了被识别风险，为作案后逃跑创造了条件，符合预谋犯罪的特征。 然而法律认定预谋犯罪需更严谨的证据链。根据《刑法》原则，必须证明嫌疑人与受害者存在长期矛盾冲突，或有明确证据显示其提前策划犯罪过程——包括踩点观察、工具准备等客观行为，以及向他人表露伤害意图的证言。目前公开信息中尚未披露此类核心证据，使"预谋犯罪"的认定缺乏充分支撑。 精神病鉴定的法律迷宫 当"急性短暂性精神病"的鉴定结论公布后，舆论哗然。公众的质疑源于既往经验：山东临沂"张彦撞人案"中，肇事者撞死女童后脱衣阻挠救援，却精准抢夺伤童；南京"宝马肇事案"肇事者以195公里时速闯红灯致2死后弃车逃逸——两案嫌疑人皆被鉴定为同种精神疾病，引发"急短精沦为减罪工具"的舆论风暴。 我国司法精神病鉴定遵循严格程序。依据《精神卫生法》规定，鉴定需由具备资质的专业机构实施，综合评估作案时的精神状态、病史、家族遗传及行为表现（如是否存在幻觉、妄想或行为失控）。本案鉴定认为行凶者处于"急短精"发作期，其特征是突发性症状（如思维紊乱、行为失控），且病程短暂。但该疾病缺乏脑成像等客观生物标记物验证，主要依赖临床访谈等主观方法，回溯性诊断存在较高误差风险。 法律层面，《刑法》第十八条明确规定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控制行为时造成危害不负刑责，但需强制医疗；间歇性患者在精神正常时犯罪应负刑责；部分丧失辨认能力者需担责但可减轻处罚。本案若维持原鉴定，嫌疑人将免于刑责。 推翻鉴定结论的法定路径 面对质疑声浪，受害者家属依法享有救济权利。根据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92条及《司法鉴定程序通则》，推翻鉴定需满足四类法定情形： 资质与程序缺陷 鉴定机构或人员无合法资质、跨领域执业；鉴定过程未通知监护人见证；鉴定材料未经质证或来源不明；鉴定人违反回避规定；单方委托未获当事人确认。 结论依据缺陷 鉴定意见与证人证言、病历等关键证据矛盾；推理逻辑存在错误；采用非权威或已废止标准（如误用工伤标准替代司法标准）。 检材可靠性问题 关键病历记录被篡改或不完整；影像学资料缺失影响判断；检材受污染导致结论失真。 若存在上述情形，重新鉴定将成为可能。但需注意，本案嫌疑人缺乏类似"张彦案""宝马案"当事人的社会资源背景，若无案外因素干预，原鉴定结论的客观性仍需专业审视。 舆论场中的司法公信力挑战 公众对精神病鉴定结论的天然怀疑，深植于两个结构性矛盾：一方面，精神症状具有波动性，案发后行为表现难以精准回溯作案时状态；另一方面，"急短精"诊断过度依赖嫌疑人供述及家属证言，易受主观证言干扰。这种技术局限与既往争议案例叠加，不断消解司法鉴定的公信力。 更值得深思的是，当类似恶性案件反复出现"急短精"鉴定结论时，公众自然形成"特权脱罪"的认知定式。尽管本案嫌疑人并无特殊社会地位，但历史案例形成的集体记忆，已使"精神病鉴定"蒙上程序正义的阴影。 这起头盔行凶案折射出我国司法实践的深层困境：在保障精神病人合法权益与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之间，如何建立更透明的鉴定机制？当"急性短暂性精神病"的诊断反复出现在恶性案件中，司法系统亟需引入更客观的生物标记物检测技术，并完善第三方监督程序。 目前法律已赋予当事人申请重新鉴定的权利（《刑事诉讼法》第192条），这是纠正可能的鉴定偏差的重要途径。但更重要的是，司法机关应主动释疑——通过公布评估细节、专家论证过程等方式，化解公众对"精神病免罪"的误解。只有让每一个司法结论都经得起科学和法律的双重检验，才能重建公众对司法公正的信任基石。